从法国杀害中国留学生闫明的凶手翻供想起的。

3月16日中国天津学生闫明在巴黎遇害。事发后，中国学生按照法国法律的程序，作了他们能做的事：及时报警。其它的事就不能用国内人的思维去做啦，中国的留学生在这突发事件中的处理是冷静而符合程序的。警察到后，抓住了凶手，缴获了凶器，凶手也供认。据当时称该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可是事隔不到两天形势急转直下：凶手请了律师，突然翻供，不仅拒绝承认杀人事实，而且反咬一口，诬陷中国学生有罪，行凶在先。这种情况可能会让国人义愤填膺，国人会举出无数的高招来证明凶手有罪，会有无数的疑团和不解。

这是一件简单不过的刑事案件，即使在一个荒蛮的原始部落，也会对这种不知道遵守群居生活起码规则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以警示众人。可是这件事发生在法国就是另一码事了。法国自誉有二百年历史的法制国家，培育了无数的法学家，已经成为世界法学界重大产业。庞大的法学制作者生产出浩繁的法律。有人对有法国有那么的法学院，有那么多人从事法律工作感到不解。于是有了这么一个有趣的对话：

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法学工作者？

回答是：“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的法律，需要我们去修改补充”。

现在的法律是不是完善呢？

回答是：“怎么能让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

法律工作者的职责是什么？

回答是：“让事实上的不可能成为可能”。

浩繁的，对外行人一团雾水的无数法律条文是法国司法产业盈利谋生的砝码，当事人只能任凭律师从成堆成山的条文中找到有力依据，去打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诉讼，诉讼过程中“有利”和“不利”局面的交叉出现，其频率和次数与当事者的财力成正比，结果往往是把当事者搞得人去财空。当今的世界法律在“强权即公理”面前是惨白无力的，它们只是弄权者手中欺凌弱者的工具。当一件刑事案件的出现可能会波及到国家政治时，公正不再存在。法国历史上有无数的事件都说明了这个简单的道理。英国戴安娜车祸事件就是一件明眼人清楚，法学者装糊涂的例子。

凭法国的现代科学技术来证明杀害留学生严明的凶手是一件太容易的事：DNA，监控录像，测谎仪，作假证条例…… 问题在于法国政府是否想处理。如果法国政府担心此事的结果可能会引起阿裔青年新一轮骚乱，再考虑到当事者闫明这个个体所包涵的内容时，就会让这件事不了了之。政治干预法律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留学生严明的血白流。法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从来都是多重标准。他们为非洲的一些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法式政治家，当这些法式政治家羽丰翼满，在国际政坛上向师傅小试牛刀时，只得自咽苦果：同样是炸机事件，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给美国死者的赔偿要比给法国人的多得多。法国只得甘忍作小。

中国在法国的早期开拓者，他们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国度学会了靠自己来保护自己的方法，令作恶者闻风丧胆，令袒护者不敢枉为，令政府人不再小觑。他们不仅立住了脚，扎下了根，保护过许多当年赴法勤工俭学的老一辈革命家，而建立了和平安全的街区，让那些过去唯恐离避不及的法国人又回来了。

要想让这件事得到公正圆满的解决，让法国的中国留学生的生命安全得到保证，光靠留学生组织和华人社团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